2018年3月22日，对暨南法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了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自主审核单位的审核结果，新增8个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暨南法学名列其中。这是陪伴百年暨大走过九十余个春秋的暨南法学学科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暨南法学学科开创于上世纪初，早在1927年国立暨南大学上海真如时期就设有法律系，并被赋予重要使命：“使负笈来学者获得精密之预备，暨严善之训练，庶可造成有用之司法人才，为国效力，为民族争光，为侨胞争自由平等。”1930年，暨南法学院成立，成为全校五大学院之一，与北大、东吴、朝阳等学府的法学院齐名。当时，暨南法学院下设法律系、政治经济学系和外交领事专科，名师荟萃，一时称威。著名法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石熲先后任法律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现代国际政治和宪法学专家、法国国立里昂大学法学博士翟俊千，著名学者潘光旦、孙寒冰、刘世芳、罗隆基、童冠贤、陈彪如、皱文海、周枏、陈文彬等均曾在学院任教。

抗战中期，上海多间高校校舍或被战争破坏殆尽，或被日军强行占领。当时政府决定筹设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暨南法学院得以从1942年9月至1943年6月短暂复院，承担来自东吴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学生的法学课程。法学院当时共6名教师，却要讲授20门课程，平均每位教师每周要承担10个小时的课程讲授。

抗战胜利后，几经波折的暨南法学院于1946年8月在上海复办。当时，法律学系系主任周枏博士是国内罗马法的专家，学生们描述“看他样子很像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其实已经是资深老教授了，对于本系的经营煞费苦心”。1949年，暨南法学院被并入了复旦大学法学院，但暨南法学教育的“火种”没有就此熄灭——1987年9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招收了第一届经济法和国际法方向的研究生。1990年秋季，经济法专业正式招收本科生。2001年4月5日，时隔52年，学校复设法学院。2011年，法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合并，称为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可以说，九十余年来，暨南法学历经沧桑，几度播迁，但始终自强不息，弦歌不辍。本期“学者访谈”栏目邀请到了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朱义坤教授，在跟随他进一步寻根溯源的同时，也听其讲述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等大背景下，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努力的方向。

问：法学学科于去年获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请您介绍一下法学学科接下来的发展目标。

朱义坤教授（以下简称“朱”）：应该说，机遇总是眷顾暨南法学的。2017年11月，暨南法学学科90周年之际，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的时刻，咱们获批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标志着承载90年光辉历史的暨南法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法治文化传承等方面均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

事实上，暨南法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创时期是非常辉煌的。当时的暨南法学在国内声誉卓著，是全国法学目光聚焦所在。那时由我们出版的《国立暨南大学法律丛书》和《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丛书》，在海内外深受赞誉。此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下文短暂复办暨南法学院，由其承接厦门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法学教育。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暨南法学的实力。

有点遗憾的是，随着暨大的几度播迁，学院的师资力量出现了断层，暨南法学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幸运的是，在历任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和一代又一代法学师生的不懈努力下，暨南法学慢慢重新走上正轨，并在90周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我们有信心，在暨南法学百年之时，力争使其进入教育部学科评估的A类学科，再现初创时的辉煌。

问：请您介绍一下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经验。

朱：从历史到现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一直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面向国际。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就已经非常高了，当时用英文讲课的课程就占40%，许多老师都是从巴黎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回来执教的。如今我们也在继续发扬这个传统，所以，学院在争取海外名校的毕业生时是非常用心的，例如，一位美国著名大法学家的关门弟子回国工作，很多高校都在争抢他，有两所名校已经决定录用，并给予他一周时间考虑。但是，我们努力做了很多工作，以诚待人，使得他最终选择了暨大。

第二，面向实践。法律又是一个职业，它尤为强调实践经验。英美是没有法官强制退休制度的，只要身体还能胜任，并且有这个意愿，法官就可以终身任职。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法官年纪越大越有经验，他判案子就越能够超越对法律条文一般字面意思的解读，真正领悟法律精神，做出引领时代的判决。有位非常伟大的法官认为，法律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经验和技艺，所以，学院自建院以来就十分注重教师的实践经验。譬如，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学院就聘用了一批拥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官、审判官、律师来做老师，包括历任福建闽侯地方审判厅推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上海地方法院庭长的李谟，曾任黑龙江地方监察厅首席检察官的钱树声，等等。这些老师在讲授专业知识时，还将积累多年的实践经验、法律经典案例传授给学生。现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中同样也有大量的律师、仲裁、法律顾问等。如今，学院也是全国“双千”计划（中国政府在法学高等学校和法律事务部门之间的互聘制度，该计划从2013年开始施行）的首批单位，依托这个计划，每年都会有法官到法学院挂职，进课堂讲课，我们也会派出青年老师去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管理等部门挂职锻炼，积累实践经验。

问：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学生在“全国模拟法庭大赛”“厦门模拟法庭辩论赛”“广州市知识产权知识竞赛”等比赛中屡获佳绩，请您介绍一下学院在学生培养方面的经验。

朱：我首先要说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这是当下教育界广为推崇的人才培养思想。而这个理念早在80多年前就在暨南法学生根发芽。1931年春，外交领事系的李众荣同学撰文表示，当时暨南法学院采用的灌输式教授法枯燥且效率极低，很难提起师生的研究兴趣。针对灌输式教授法，他大胆建言，提议成立“师生合作研究部”，学生分组合作编译、著述、调查、实地考察、讨论名人演讲，每组工作不要雷同，书籍不应重复，调研课题不应雷同。自此以后，“以学生为中心”逐渐成为暨南法学重要的育人理念，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现在学院提倡小班制、师生“一对一”对接等，强调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其次，我想讲一下港澳台侨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当前，学院把他们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既精通中国法系，又了解国际法和外国法的高层次法律人才。有这样一个数据——我国由于缺乏熟悉涉外法律方面的人才，每年损失的外汇大概在2500亿美金。另一方面，由于港澳台侨学生生源地的法律，既有英美法系，也有大陆法系，他们在学习外国法和国际法时会更有优势。因此，我们对港澳台侨学生的培养特别注重面向海外，面向国际。学院目前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全英课程、双语示范课程，还有与海外的交流项目。当前我们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暨大与伯明翰大学的合作，争取在暨伯联合学院设置相关法学专业，引进国际商法、英美法等课程，为港澳台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我们知道，进入暨伯联合学院的学生既可以拿到暨大的学位，又可以拿到伯明翰大学的学位，这对其他学科来讲不一定有特别显著的意义，但对将来需要在英美法系工作的学生而言就有质的差异，例如，香港学生拿到英美法系的文凭，就可以参与香港的律师考试，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香港主流法律职业，壮大我们的爱国爱港爱澳、知华友华亲华的力量。

问：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以及广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言谋策，提供决策咨询，很好地履行了社会服务的职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朱：暨南法学的发展与国家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当初我们开设经济法系，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上入手开始的。暨南法学是广东省高校最早承接法科方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单位。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通过“部部省市”共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知识产权大厦即将破土动工。在地方立法上，学院充分发挥国家反垄断执法基地、法治广东智库、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等社会服务平台的作用，为广东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同时，我们继2016年为广东省“法治广东建设”提供第三方评估后，2017年再获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的委托，对全省21个地市“法治广东建设”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所提交的评估报告再次获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此外，我们有近半教师担任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获聘为省市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法律顾问、立法顾问、法律咨询专家等。

在“侨”方面，目前全国还没有哪个学校在博士研究生中招收侨务法学的学生，只有我们的博士点设置了这一方向。学院老师申报的“中国海外侨胞权益保护重大法律问题”也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我们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合作研究院，并在澳门研究院专设粤港澳大湾区法治研究中心。我作为连续三届广东省政协委员，也积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谋划策。今年我提的议题是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粤港澳三地虽各有较为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却都不具有跨境可携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我提出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与港澳部门沟通协调有关三地社会保障政策，打破传统的社保体系“孤岛”思维，理顺政策的跨境性，促成大湾区战略性下社会保障跨境可携性的专项“安排”。

问：请您谈谈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朱：学院这些年之所以能有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治理体系上率先实施“依法治院”。我常常跟其他人开玩笑说，法学院如不率先“依法治院”，怎么让他人信仰“全民守法”呢。在学术治理这一块，学院通过学科组、学术分委会等形式，广泛调动一线教师参与学院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大事项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全体教职工的意见或建议，这也是我们推动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学院也非常重视学生的意见，例如在引进新教师的时候，我们会请一些学生一并过来充当“面试官”，听听他们的建议，毕竟老师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学生。

问：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接下来将如何推进学校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双一流”建设？

朱：在走向百年暨南法学的未来8年里，我们明确了六大要务：

其一，分类培养目标再明晰。要为内地输送“德法兼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也要为港澳台培养精于中国法、通港澳台法、懂国际规则的“三栖”跨境法治人才，为国际组织输送“亲华知华友华”跨国法治人才，促进中国参与和制定国际规则。

其二，师资队伍再优化。大力引进海外名校优秀学者，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充分挖掘内港澳法学教育联盟的潜力，与港大、港中大、澳大、澳科大等建立优秀师资共享机制，有序选派青年教师赴海外名校研修访学，国际化师资比例提升至30%以上。再冲刺3个省级教学团队，力争港澳基本法、知识产权原理、商法学等团队冲刺国家级教学团队。

其三，专业内涵再夯实。加快推进卓越法治人才计划2.0；探索在暨伯联合学院增设法学，促进港澳台侨法科毕业生进入当地主流法律职业；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助力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与法国索邦大学、哈佛大学贝克曼中心等国际一流法学院的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师生的全球视野。

其四，特色教材再打磨。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专业及港澳基本法、国际移民法、侨胞法等课程的教材建设，进一步擦亮“原理、实例、图解”三位一体新型法学教材、“外招生法学教材”等知名教材的品牌，冲刺2-3门国家级规划或马工程教材。

其五，课堂革命再深化。以UNIIT教学体系冲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为契机，大力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国际私法》《民法与生活》为引领，推动商法、知识产权、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港澳基本法等课程冲刺国家级MOOC课程3门左右。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契机，利用内港澳法学教育联盟平台，探索将港澳大学的港澳基本法、普通法、英美法、国际法等课程“请进来”，让中国法系列课程“走出去”，进入港澳课堂。

其六，协同育人再深化。建设案卷数据库、互联网实验室、AI实验室、法典实验室，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法学教育深度融合，拓宽法律实务部门和专家参与法治人才培养的广度和深度，开辟法学师生参与和了解司法实务的新天地。尽快推进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国际商事法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深圳交易所等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深化与省市公检法部门合作，开辟高级司法研修合作育人新机制。推动与国际仲裁机构合作，培养高端仲裁人才。加快建设涉外律师学院，培训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法治人才。探索设立拔尖跨境法治人才支持计划，支持师生组织和参与高端法律赛事。

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信心推动百年暨南法学再创新辉煌，为擦亮暨南大学金字招牌做出法学人的应有贡献。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 郭腾军  采访/整理）